新中国成立后，地方和军队中普遍设立了多个副职职位，如第一副职、第二副职等，明确了各副职的具体职责。通常情况下，第一副职负责协助主要领导处理日常事务，成为正职的得力助手。

　　然而，在1954年总干部的领导层中，出现了两个第一副部长，这一安排显得尤为特殊，格外引人注目。总干部部自1950年成立，最初由罗荣桓担任部长，而第一副部长的位置由来自四野的赖传珠担任，第二副部长则是来自一野的徐立清。总干部部承担着繁重的任务，其中包括全军干部的任命和调整工作，而徐立清被指定负责这一核心任务，原因十分明确——他以公正无私、清正廉洁的形象为人称道。在接下来的干部评级和授衔过程中，徐立清展现了他不追逐名利的风范，曾主动要求降职为副兵团级，却未被批准；后来，他三度请求降职为中将，最终才得以实现。这一系列举动都彰显了徐立清坚守“任人唯贤”的用人原则。

　　赖传珠和徐立清两位领导者，年龄相仿，职务也相似，曾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担任兵团政委。二人的排名主要由资历决定，赖传珠的入党时间早于徐立清，二人虽然相差三年，但分别属于不同的历史阶段——赖传珠活跃在大革命时期，而徐立清则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见证者。赖传珠的政治经历可追溯至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加入中国，而徐立清则在1929年加入红军，1930年入党，彼此之间有着历史上的不同起点。

　　赖传珠是一位出色的政工干部，抗战期间，他从新四军参谋长转任纵队政委和兵团政委等重要职务。原本，他是华中一纵的政委，在叶飞的指挥下，奉命挺进山东。然而，由于国军的阻挠，他未能按计划进入东北，而是滞留在山东。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华中一纵划归山东野战军，叶飞担任司令员，赖传珠则坚决要求亲自带队前往东北，绕道而行。1947年，他终于抵达东北，先后担任了东满独立师政委、六纵政委等职务。如果他当时没有做出这一决定，或许会成为华东野战军的重要政工将领。

　　1950年，赖传珠被调至总干部部，协助罗荣桓负责日常工作的管理和协调。到了1954年，随着六大区和军区的调整，大量高级干部和将领的职务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在这种背景下，西南局的第一副书记本应被调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中组部副部长，但却被罗荣桓挽留到总干部部，担任第一副部长。罗荣桓选择，主要是看重他的丰富工作经验和他在地方建设方面的独到见解。

　　并非出自战将行列，他的职业生涯从抗战时期便专注于地方建设。抗战胜利后，他从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政委调任为晋冀鲁豫中央局的组织部长，主要负责干部的任用工作，并在这一岗位上履职两三年。到1948年4月，他离开组织部长岗位，转任豫皖苏军区的领导，全面负责地方事务。因此，他在干部工作领域的经验，比赖传珠和徐立清更为丰富，接触这一领域的时间也更早。

　　在总干部部担任第一副部长，主要基于他的资历、职务背景以及卓越的能力。早在抗战时期便加入了中国，且担任过冀南根据地的司令员和政委等重要职务。解放战争期间，他从纵队政委调任中央局组织部部长，并兼任豫苏皖分局及军区政委等职务，此外还担任过华野的第三副政委。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便担任了重要的战略区副职，尽管这一职位是名义上的副职，但从行政层级上看，他的地位明显高于赖传珠和徐立清。解放后，他更是成为了大区的第一副书记，享有省级领导的待遇，且大区的行政级别通常高于省部委，从这一点看，他的职务也高于一般的省部级领导。

　　在总干部部的工作，也有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军队正面临着庞大的军衔评定任务，需要强化领导力来推动工作。为了增强工作效率，甘渭汉被调任为总干部部副部长，排在徐立清之后。虽然在总干部部的任职时间最短，但由于他的资历较高，因此他被安排在赖传珠之前，这种安排既能够合理解决干部的排名问题，又能保持各方的平衡。

　　然而，尽管在总干部部工作了两年，他在1960年主动提出调离，原本要求去地质战线工作，但最终被派往负责原子能工业。随后，他又被调任到东北局，负责三省工作，成为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返回搜狐，查看更多